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立足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理论，在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剖析我国体育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于发展目标、价值评价标准、价值实现手段以及价值保障方式的选择。主要结论：中国体育文化既不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继承，也不是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全盘接受，而是力求自我批判与超越，对价值标准与内容进行主动选择，不仅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而且对奥林匹克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选择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体育文化发展路径，最终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关键词：体育管理；体育文化；比较体育；中西文化
　　价值哲学是研究一般价值理论的哲学分支学科，又称“价值论”[1]。在我国近现代的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本研究将价值选择的相关理论从其价值哲学中单独摘取出来。“价值选择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主体在进行价值选择时，既会按照客观事物的尺度，又会按照内在需要的尺度进行自觉选择”[2]。在近现代，西方用长枪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失去了固步自封的屏障，中国体育文化被动面对借助强劲西风刮来的奥林匹克文化。洞门大开的中国体育文化在经受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百年灼烧之后，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凤凰涅槃，创造出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和智慈，且具有现代品格与现代特性的现代文化。
　　在当今全球文化大融合和中国国际地位大跨步前进的背景下，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要素也要迎头赶上，使之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匹配。中华文化怎样在全球化中实现发展是文化自觉的首要问题，自己民族的文化应该由自己民族的人来研究，体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有必要对不同民族文化进行文化自觉，既不能妄自菲薄，轻视传统文化，也不能妄自尊大，一味排外。中国体育文化要充分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优点，有条件地借鉴奥林匹克文化的长处，使体育的内涵得到不断凝练，使体育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打造出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能够融入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新型体育文化。
　　1中西文化各自特点梳理
　　中西文化在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上有较大的分歧，尽管经济全球化使这一差别有所改观，但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仍有悬殊差别。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在产生背景与类型偏好上不同，导致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1.1中西文化产生背景不同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源于农耕文明，农业文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构成的社会主体由相互隔离却彼此雷同的村庄构成。马克思把农耕社会比作是一袋马铃薯，村庄即是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3]。小农经济在自然状态下能够满足农民自给自足的要求，人们在自己开垦的一片土地上，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视土地为自己的命根子，看老天脸色吃饭，再加上家庭手工业的填补，能够解决温饱，养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农民在自家狭小的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与收获成正比，勤劳就意味着能吃饱饭，因此逐渐养成厚重笃实的性格。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具有实用的特色，古代偏实用的“兵、农、医、艺”文化尤为发达。
　　工业革命摧枯拉朽般淘汰掉农业文明，引导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奥林匹克文化就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之中。奥林匹克文化自产生之日起，不可避免地带有工业革命的烙印。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的“马铃薯”，工业社会由新兴的现代城市构成，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得力于交通工具的便利，人们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在乡间失业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进入厂房车间，以求更好的生活[4]。产生在此背景之下的奥林匹克文化表现出重视人的潜能，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特点。
　　1.2中西文化类型偏好不同
　　本研究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以往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的根本类型时，主要从“动”与“静”两个角度来区分。林语堂就认为中国的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东方人讲究在安静恬适的室内静坐养神，西方人追求在空旷热闹的体育场上运动[5]。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属于静态的文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古人追求宽容，力求和谐中庸，讲究逆来顺受，克己复礼。名人居士都热衷隐居生活。奥林匹克文化则追求“动”，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就可看出，无论是摔跤还是投掷，都要比较出高下，富有竞争性与扩张性。
　　西方文化属于“动”的类型。中西方文化为什么会表现出“动”与“静”两种类型呢？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决定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静”。幅员辽阔的疆域版图使得中国不倡导向外进攻，很少搞扩张，表现出防守、保守的特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条件下，是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极少需要同外界进行交流与交换[6]；中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统治者的闭关锁国使得社会结构长期停滞，强化了传统文化的静性。与我国传统文化主守相反，西方文化主取攻。奥林匹克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与西方社会一致，是主“动”的，追求向外进攻。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经济为主，与封闭的小农经济相反，它表现出开放性的特征。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侵略与扩张为前提的，与此一脉相承的奥林匹克文化就表现出主动、竞争的特征。

　　2中国体育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
　　中西体育文化尽管各有特点，但有异有同，异途同归，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共性。首先是，在传统文化上，儒家、道家以及佛家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礼”与“和”的特征，奥林匹克文化中的追求公正与和平目标，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礼让准则不谋而合。其次是，在奥林匹克文化中也蕴含着自由、平等以及博爱等观念，中国的伦理思想也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和平与公正的特点。
　　传统文化既然与奥林匹克文化殊途同归，中国体育文化为何还要进行路径选择？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国体育文化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接受奥林匹克文化阳光雨露的滋养，成长阶段正值中西方文化新的碰撞与交流时期。种子已经在土壤里生根发芽，正处于苗木的生长阶段。
　　一味追寻阳光雨露，或许会枝繁叶茂，但根系生长缓慢，即使长成参天大树，细微的清风也会将它连根拔起；一味扎根地下，或许会根深蒂固，但茎秆生长缓慢，也难成栋梁之材。中国体育文化正是这株苗木，一边是孕育它的我国传统文化，一边是滋润它的奥林匹克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难免面临价值选择。如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选择的结果关系到中国体育文化能否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其二，以西方为主导的奥林匹克文化，凭借发达国家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政治优势，长期统治着世界体育文化。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与强大，中国的体育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展望未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会越来越强大，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文化，现阶段正处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时期，为了在未来能够承担影响全球甚至主导世界体育文化的重任，在成长阶段必须打牢根基，选准方向，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与发展路径。
　　2.1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目标的选择
　　价值目标是进行价值选择时的首要着手点，价值目标选择正确与否关系到人们能否从客观世界中寻找到自身的满足，是左右价值选择成败的关键因素。源自西周的宗法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人们的家族观念与宗法意识比较强烈，讲究光宗耀祖。家族与集体的利益具有极高的价值，尊老爱幼与传宗接代都是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7]，集体的威望与利益远高于个人的得失，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整体本位的价值追求。古代士大夫们喜欢的投壶运动，一般在上流社会的宾宴上才举行。比赛中除了要有必备的器材箭和壶之外，还有一整套的辅助用具以及讲究繁多的礼节，两个人比赛，双方各有十多人的后勤团队为比赛服务，比赛中的排场比拼远胜于技术的竞争。参赛者代表的是一个家族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人在投，许多人在周围忙乎。与此不同的是，奥林匹克文化将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作为首要的价值追求，强调个人的权利。
　　“任何合法公民都有权利参加体育运动，这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和个性发展所必需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追求个人利益，使自身得到提升与发展是奥林匹克的宗旨，因此奥林匹克文化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以古罗马为代表的欧洲奴隶主们，对角斗情有独钟。获胜的奴隶不仅能保留性命，还能获得自由。为了个人的生命与自由，奴隶们拼得你死我活。
　　中国体育文化选择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本位目标，国家利益压倒一切。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奥运争光计划，都表现出个人服从集体，国家利益至上的特征。建国初期，中国据全国之力办体育事业，一切所需资源皆由国家提供，运动员与教练员服从国家的调度，个人利益服从服务于行政手段与政治需要[8]。运动员征战奥运赛场，获得的奖牌不仅代表个人成绩，更是国家荣誉的象征。“祖国至上”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首要方面。
　　2.2中国体育文化价值评价标准的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将道德视为价值评价的第一标准。无论是“举孝廉”还是“举贤良”，都将德放在第一位。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比才重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是，奥利匹克文化更看重能力，才第一，德第二。
　　运动员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运动水平才有资格参加体育比赛，道德水平的高低与选手的参赛资格没有关系。就拿田径比赛来讲，无论奥运会还是世锦赛，获得金牌的永远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选手，参赛选手的道德情操再高尚，也难以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比赛差距，运动员的才能才是能否当冠军的标准。当然，奥林匹克在注重运动员才能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道德的重要性，在奥林匹克的岁月长河中，不乏运动员以高尚道德情操赢得人们肯定与尊重的例子。1968年，阿赫瓦里作为坦桑尼亚选手参加了墨西哥城奥运会，不幸的是，他在马拉松比赛中腿部受伤，怀着对祖国的爱意与对奥林匹克的尊敬，即使伤腿还流着血，他依然一瘸一拐地坚持完成了比赛，虽然是最后一个人跨过终点线，尽管此时离枪响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但数万观众全场起立，通过经久不息的掌声毫不吝啬地向这位勇士表达了他们最崇高的敬意[9]。被当做楷模与榜样的运动员不仅有一流的技术，而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中国体育文化现阶段在德与才之间选择能力为本，倡导才德兼备。我国举办的各级别体育赛事，排名的先后都是由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决定的，每项赛事都会设立道德风尚奖，以才为本，以德辅之。无论是容国团还是庄则栋，都是凭借高超的技艺得到国人的认可，然后再凭借高尚的道德品质与情操成为大众偶像[10]。目前国内体育奖项的最高荣誉“体坛风云人物”的评选，入围的都是在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参评标准首先看的是否具有出色的运动成绩，然后再考虑道德因素。才在前，德在后。才德兼备的运动员才能获得”体坛风云人物”的称号，由此可见，当下中国体育文化是以才为价值评价的首要标准。
　　2.3中国体育文化价值实现手段的选择
　　价值的实现手段是由主体的人创造和选择的，选择不同的手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效果。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与宗林匹克文化为了实现各自的价值，都选择了与自身主体相适应的客体手段。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农业文明无论是与同时代的游牧文明还是与后来的工业文明相比，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农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必须依赖土地才能生产和发展。牧民可以随着季节的更替与水槽的肥美而不断迁徙，工厂可以根据所需资源的远近择地建厂[11]。而种庄稼的农民则不然，他们一辈子都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少迁徙与变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把人们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变相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环境变得封闭与保守。在此环境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往往选择有利于个体单打独斗的、封闭的价值实现手段。
　　古代的围棋、射箭、藏钩、陆搏、双陆、骨牌、樗蒲、投壶、击壤等运动项目，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单独较量。奥林匹克文化是在古希腊体育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逐渐成型的，在工业社会，机器代替了手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要求越来越精湛，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个体技术在高超也难以胜任甚至完成复杂的生产任务，工人与工人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交流沟通与共同参与，才能完成专业化的生产要求[12]。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开放与合作的社会背景，在开放与合作中产生的奥林匹克文化也选择交流合作与开放互惠的价值实现手段。这一点在古罗马人喜爱的角斗表演上最能体现，角斗士分成两进行厮杀，每一组中谁负责掩护，谁负责进攻，谁负责诱敌，分工都很明确。以一方将另一方斩尽杀绝为结束，这就要求角斗士要互相合作，彼此配合。
　　中国体育文化在封闭与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后者。近现代中国吃够了闭关锁国的苦头，古代的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缺少交流与开放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近现代的中国人为封闭与保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次次用伤痕累累的疤痕提醒着中国要开放，要交流[13]。中国的体育文化毫不犹豫的选择广泛参与、开放合作的价值实现手段。即使在冷战时期，中国也导演了“乒乓外交”的好戏。随着中国体育成绩与体育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与教练走出国门，中国籍的乒乓球教练几乎统治了世界各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各个国家的跳水与排球对也对中国的教练情有独钟。与此相得益彰的是，中国的曲棍球、网球、足球、篮球以及冰雪运动等项目，也在世界各国外籍教练的指导下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中国体育文化选择交流与开放的手段正在为自身与世界创造着越来越多的价值。
　　2.4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保障方式的选择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君臣、官民意识强烈。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其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持续了五千多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力求江山永固，都以礼治国，强调君权天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14]。礼的地位高于法，统治更依赖天理对人的约束作用，法律只是维持人治的辅助手段。
　　法律的规范性与强制性非常模糊，与极具内在性和亲和性的伦理规范形成鲜明的对比。唐代开始的“武举”，比试双方过招时，点到为止，胜负由皇帝评判，没有明确的规则与制度。奥林匹克文化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更加强调法律的约束性。体育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体育比赛的开展必须严格遵循《奥林匹克宪章》的要求。就拿前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瘦身计划”来说，作为世界奥林匹克的掌门人，想要精简奥运赛事的项目，也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的讨论与表决，才能够实施。奥林匹克运动通过法律的约束，达到了公平竞争、人人平等的目的，任何人都不得超越规则与法律。
　　新中国的体育建设历经几人的摸索与探讨，选择法治作为体育文化价值的保障方式。目前在国内，无论是官方体育机构还是民间体育组织，成立之初都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与要求运行[15]。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的领导，维护《奥林匹克宪章》的权威，遵守其规定，贯彻其精神。中国各项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设立也是为了与国际体育标准全方位接轨，民间成立的各个单项运动协会，也严格遵守国际单向协会的规章制度，积极参与其组织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与《反兴奋剂条例》的诞生，更是彰显了中国体育文化选择法治的坚定决心。
　　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工作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规章制度，国内赛事的举办也严格执行法律程序，中国的体育比赛还引进了裁判制度与听证制度。长期人治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体育文化在选择与执行法治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尽管起点是落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中国的体育文化的法治建设正向着奥林匹克文化在这方面的完备与标准靠近，法治是保障中国体育文化价值的最持久和有效的方式。

　3结论
　　中国体育文化在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成长、发展，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与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的西方文化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文化类型迥异。在发展目标、价值评价标准、价值实现手段以及价值保障方式上虽各有千秋，但差别明显。中国体育文化立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以推动和主导世界体育文化为目标，力求自我批判与超越，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奥林匹克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择以整体本位为价值目标，能力为本，倡导才德兼备为价值评价标准，交流合作与开放互惠为价值实现手段，并通过法治代替人治作为保障方式。在保留民族性的基础之上，吸收奥林匹克文化的精髓，走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打造新常态下的民族性与全球性兼备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